Coco

Systematic gathering of small insights

疫情期间的叙事与失语

  • 1. 被掏空的私人生活

正式放暑假之后的第一件事是把微博卸载了,然后在隔几天想要追星、看搞笑博主的时候再下载下来。用完立刻再把软件卸载掉,周而复始。

没有什么契机,不是因为看到令人不适的网络言论。在国外疫情爆发全网讨伐留学生的时候没有卸载,在李星星案引出许多人泣血的亲身经历时也没有卸载。在一星期前卸载的原因正是不再有我觉得作为一个卑微的公民迫切需要关注的事了。(当然有,全球疫情震中还在不停转移,大事小事天下事要关心肯定是关心不过来的。)也是因为我突然发现,我已经四个月没有“自己”的生活了。

 

发现的几个契机也是很奇妙的。近期睡眠不佳,在每天合眼前总有无数的惆怅和无助。

昨天和一个长久和我隔着太平洋的朋友、黑夜白天倒置的朋友聊天,脆弱到自己调侃自己“我的深夜脑上头了”。可能只有长时间跨时差聊天的朋友能很敏锐的观察到人在一天24小时里“表达欲望与表达状态”的变化,清晨与深夜的自省,白天干正事时的琐碎刺激与插科打诨。(可能仅限于我这种作息比较规律的人哈哈)

我在认识他之后才有了对自己这样的认知,因为一个在“白天脑”状态中的人除非有意识或事习惯性的配合对方,不然很难与一个“深夜脑”的人在同一频率上聊天。意识到这个有趣的点之后,我翻了翻在一天中不同时段和几个朋友的聊天记录,发现即使是我自己的“白天脑”和自己的“深夜脑”聊天,估计也会想互相扇对方巴掌,然后拉黑。(“深夜脑”给“白天脑”发了五百字小作文,而“白天脑”给“深夜脑”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别想了,和你分享我做的午饭”,附上各种角度的美食摆拍,这不拉黑才怪……)

白天是轻快的,是与世界有万千联系的;深夜是私密的,是内省的,是除了我与我的床与全世界都无关的。

而在过去的四个月里,我的“深夜脑”莫名消失了。一天中已不分深夜清晨,我说出的每一句话,都与疫情以及疫情的次生事件相关。二十四小时全副武装做好准备接受新的时事信息,并且与朋友展开激烈并长久的探讨、争论。二十四小时都是“白天脑”。

 

朋友在一篇文章里quote了我们疫情以前(当我还有“深夜脑”的时候)的一段聊天记录,然而我从头到尾看了两遍,并没有找到哪句话像是我说过的。找到了一句疑似的话之后还是回到了聊天记录里查询才能确认这真真切切是从我的脑子里跳出来的内容。惊叹于那时候我还会写一些“只要记录就有价值”之类的心灵鸡汤句子,充当一个在朋友中“岁月静好”的提供着“小幸福”的博主的角色。现在的我已经失去了说这些被笼罩在粉红色之下的语句的能力。

 

公共话题侵占了我的私人生活,然而它并没有让我的生活更公开,反而将我约束在了一个更狭窄的私人空间里。正因为公共话题的敏感性,只能与极少数人分享我的观点。在公众平台上发无关痛痒的私人生活,而在私密空间里讨论公共话题,总觉得有一些不当之处。

I am at the same time so public and private.

在朋友圈/ins story里分享的是下厨日常、家里的植物与影子,而在聊天平台上有无数的自我讨伐、困惑与感想。Shouldn’t it be the other way around?将生活中幸福的细微瞬间包装成礼物分发给爱的人,与陌生人探讨公共话题,才是更健康的选择吧。

 

  • 2.     碎片化叙事 It doesn’t even make a good story.

在某一瞬间意识到我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回应就根本不想说话了,会因为朋友们因为各种原因的短暂消失而失去做其他事的能力。

我之前不是这样的,不是一个执着于秒回与高速沟通的人。我享受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停止时间、屏蔽一切,给一个也许两三星期之后才会收到信件的朋友写信。享受沉淀,享受单方向的倾诉。

想要回到那个自己,也没有那么喜欢现在的自己。

 

现在的状态是,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一些琐事之后,我会愣在原地,必须和恰巧在当下有时间的朋友一股脑的把情绪说完,然后我的状态才会reset,开始回归正常生活。

琐碎的痛苦并不因为累积与沉淀就变成有更为刺激的、有突破口的痛苦。日积月累,它还是那琐碎的痛苦。好像我怎样努力拼凑分析,它都不够成为一个足够有趣、足够调动听众情绪的故事。从而带来更大的挫败感,“我怎么连自己的故事都讲不好呢”(潜台词是,一个讲不好的故事,一个没有起承转合的故事,没有存在的理由)

 

平时的我自己也无法理解为何自己会因突然被家人推开的门,和五分钟就解决的生活琐事,就情绪崩溃一整个小时。如果没有朋友远程的及时“解救”,可能崩溃时间会持续的更长久。

和人际关系上的撕x大戏相比,不因为我沉默等待,事情就会有进展,就会有高潮与结局。也与公共场域的话题不同,不因为我选择不看,就可以彻底将它们屏蔽在我的生活之外。

承担家人生活能力的丧失,与承担家人无法独立的情绪相比,哪一个更摧毁一个人的日常?我甚至无法像曾经那样坚定的选择后者,然后感慨自己幸运的拥有情绪较为稳定的家人,至少不会让我为别人的极端负面情绪买单。

 

无法叙事,无法写作的原因是我总是把“琐碎”自动归入“不应该被叙说”的范畴之内。

我在家的一天大概会由以下情节拼凑而成:

早上八点,我还在床上。听到厨房里“啪”的爆炸/碎裂声,冲出房门,在锅里隔水加热牛奶的玻璃杯碎在了锅里,牛奶和开水还有透明玻璃片在锅里混成一团。没有人尖叫,母亲在处理残局,不用问,是因为拒绝使用微波炉的母亲非要用往锅里放装着牛奶的玻璃杯。加热不均匀,且很容易出现玻璃碎裂的情况。我默默的重新倒了几杯牛奶,帮忙放微波炉里加热了。(然而第二天依旧周而复始,母亲依然拒绝使用微波炉。)

下午两点,我在午睡。妹妹一路狂奔(房子里似乎装了一只大象)不敲门直接进了我的房间,大概要找我帮忙做什么事吧,但因为她也知道我极不喜欢在睡眠中被人打扰,所以犹豫了一下退了出去,在门口徘徊了两秒直接又跑了进来,这次直接掀了我的被子。带着一点点的胆怯和更多的理直气壮“我做不来,妈妈让我来找你的”(不是我打扰你,有人给我撑腰,你不能对我发火哦)小孩还真是精,对一群人中谁可以欺负、谁也可以压榨一清二楚。

下午四点,为下个星期的grocery网购,下单与付款分别在两个不同的软件。付款时需要记住下单号码和需要支付的金额。母亲美其名曰“学习”,一定要在我的监督下自己操作,并且拒绝了我说把数字先记下来的建议,在付款时在两个软件之间来回切换四五次,因为记不住自己买了什么、需要付多少钱。因为不会使用微信的搜索功能,所以在微信里查找信息的时候,必须得从第一个聊天窗口拉到第二十几个,点进去之后再疯狂的往上拉,才能找到自己需要的信息。为了不让她焦虑抓狂,我在一旁平和的看,到最后还是她放弃后我拿过来自己处理了。(这样的事情第二天又要重新发生一遍)

……

诸如此类的事件。天好的时候一天会有一件,天不好的时候一天可能五件、十件。这么多年下来,我早已不会崩溃烦躁,只是平缓的苦闷。上一次情绪崩溃大约还是三年前,我远程帮母亲处理类似签证的事件,在图书馆处理到一半跑到街上靠在墙上崩溃大哭,哭完了再继续帮她处理。

我的母亲,记不住各种网页的账号密码,不知道自己银行账户里有多少钱,不会电子转账,在国内不会用滴滴/在美国不会用Uber,不敢给邮局银行网络公司打电话,不敢给妹妹的老师写请假短信。

在我眼前能处理的时候,咽一口气一笑而过便罢了,鞭长莫及、处理不到的时候是真实的担忧,为她担忧胜过我自己的抱怨。她唯一一次来纽约看我,临走那天我在学校上课无法送她去机场,她叫好Uber,因为纽约单行道多,uber无法直接开到楼下,只能在附近原地转弯,她不敢给司机打电话,只是眼睁睁的拎着行李、牵着妹妹在楼下等,看着图标近了又远了,等了三十分钟等到司机取消了这趟旅程,去机场要来不及了,才重新叫了一辆车。谢天谢地,顺利回了家。

那是四月份还下着大雪的纽约,这件事我是很久之后和妹妹聊天的时候偶然被告知的,她大概那天被冻的很冷,才会找机会和我提起。

 

虽然那一趟旅程的结尾不圆满,她说她再也不来纽约了,她能飞来东岸看我一次我还是觉得很幸福。毕竟高中三年,隔着东西海岸,她从来没有来看过我一次。我从来说不出口对同样身为国际学生、几个月才能见一次家人的朋友们的羡慕。过节了,总有家长飞来美国陪着过,再能干一些的父母下了飞机直接租好车来学校帮朋友们搬行李。高中时期还不够懂事的我不止一次的缠着她来,她说“我从来没有在美国一个人坐过飞机,太复杂了,我英语不好,我怕我办不好手续,我不敢一个人坐飞机。”

你对我的关心和还比不过对于机场的恐惧吗。我当时很想问,当然,没有问出口。

为什么xxx的爸妈可以,你就不可以,xxx的家长英语也不好。我也没有说出口,因为她不是别人的爸妈,我也不能用别人爸妈的要求来要求她。

闹事耍脾气就可以有糖吃,我从不是这样的孩子,也没有生在这样一个家庭。

她很爱我,她只是不够强大。

 

居家隔离期间,每一次没有敲门就被推开的房门,每一次帮她转的账,每一次开起烤箱和微波炉,在我心里就是以上多年记忆一起呼啸而来,淹没过我。

又怎是一句在和朋友聊天聊到一半时的“啊抱歉啊,我妈不会开微波炉,让我帮忙,我要消失了”能阐述的。

 

情绪与观念、政见分歧暂且不谈,需要在这么多细节上“照顾家人”,就足够让我回家之前犹豫良久,恨不得一年365天都在外面飞。对家人的“爱”哪里有那么崇高呀,至少我没有崇高到可以“享受”照顾人的过程,也没有强大到可以未卜先知、思路周全的让这些琐碎的问题都没有发生的可能性。(例如如果如果有一天有钱到可以雇一个专门帮母亲处理杂事的秘书哈哈哈哈哈,让她既不用进厨房,也不用接触任何需要用手机和电脑处理的事)

我很爱她,我只是不够强大。

 

  • 3.     禁区

人在遇到未知的挑战的时候,第一反应大概就是回顾自己之前的经历,看看有没有过类似的阶段。

在这次九个星期没有出过房门之前,我上一次如此socially isolated是什么时候呢?大概是上大学之前的暑假,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在福州和洛杉矶的家里每天除了读书之外,也不干别的什么。那年暑假读了一些茨威格和白先勇,读了一些medical humanities,读了奇奇怪怪的大历史,自学了一些日语,听了许多podcast。

那时候对于电子产品的依赖还没有那么强。那时有一个每天都联系的同龄朋友,也是在上大学之前的暑假,他心血来潮开始了一个“脱离social media”的活动,每天只上微信五分钟(是的,你没有看错,只有五分钟)在五分钟之内,他会回复必要的信息,而不必要的聊天他说他要等到“修行”结束之后一起回复。这个“修行”持续了一两个星期,除了每天早上八点半颇有仪式感的拿起手机定时看他给我回了什么信息之外,连看手机的欲望都没有了,因为几乎不会有人联系我。(换做是现在的我估计会崩溃)

那时候每天给自己定的任务是一天一百页,还是一天两百页,我已经记不清楚了。读的比现在少很多,读书技能拙劣,深度也浅,但是很神奇的是,空虚与孤独感却也比现在少。

要在开学之前读完《伊利亚特》,每天给自己设立的目标是读one book就可以了(相当于一个章节,也就十几二十页吧),总得花上一两个小时,读着读着还有好几次直接睡过去了。读进去的部分也是一知半解,到开学上西方文学课的时候自己仿佛什么都没读过一样。这道主菜之外,读的其它很多也是轻小说和畅销书,反正只要是书,读完总会有成就感。(这样自欺欺人的充实感的结果就是,现在回想那个暑假,虽然读的书有十几二十本,但是我能立刻总结出来的想法或是内容细节,可能连一页纸也写不满,只有一些模糊的印象与情感碎片。)

Oh boy did Columbia teach me how to read…回忆至此觉得挺好笑的,读书技能如此拙劣的我竟然选了比较文学专业。(到现在依然日常觉得自己是不小心混进大学的)

之前要花大半个月读的东西现在可以一天之内读完再在脑子里梳理一下,到达立刻写分析笔记或者与人讨论的程度。在过去九个星期里读了三十几本书,然而现在的我也并没有觉得精神世界更充实了。大概要无解了。

 

在自己的记忆里搜索不到经验与可用的答案,无论怎么说,六个月不出门、没有社交生活,也太长了。

开始想象是否对于我来说难以接受的“暂时”社交阻断状态,对于某些人群来说,是他们生活永恒的日常,例如老年人、照顾初生婴儿的母亲与重病患者。在一些电影与传记中似乎找到了共鸣与疑似答案。

 

“I am continually beset by the fear that I may have expressed only a sigh when I thought I was stating a truth.”

我挥之不去的恐惧是,当我以为我在声嘶力竭的陈述我的“生活真相”时,被别人误认为我只是不痛不痒的叹了一口气。

 

“An ongoing necessity like dirty dishes needing to be done doesn’t produce narrative. It produces quantities, like how many dishes were washed. It produces temporal measurements, like how much time was spent washing them and when. Narratives end. Quantities, hours, and dishes don’t.”

像脏盘子一般的生活必须环节不能产出任何故事。它产出数据——已经洗了多少个盘子。它产出时间的测量——花了多少时间在怎么时候洗了它们。故事有尽头,数据、小时、盘子没有尽头。

 

每一句话用来形容我现在的生活都那样的贴切,家庭生活琐碎的“真相”,只有流逝的时间而没有情节进展的“脏盘子”,你可能以为在讲述一个绝望主妇的呐喊,但其实这几句话出自于今年刚刚发布的普利策非虚构书籍奖获得者Anne Boyer的<The Undying>,讲述乳腺癌患者在美国医疗体系与疾病话语体系中遭遇的荒谬、噤声与不公。

癌症本身活在人类(也许过分的)恐惧中,而癌症病人,不管是正在接受治疗还是已经过世,都被过度的崇高化。从恐惧直接到达了庆祝与想象,乳腺癌幸存者带着粉色的丝带(美国著名的pink ribbon活动),人们只能接受她们感恩戴德的勇者模样,却拒绝聆听她们对医疗系统不公的呐喊时“不高尚、不完美的幸存者“的样子。人们只能接受“死亡”作为一个抽象存在带来的痛苦,却无法直视一次又一次在治疗过程中化疗、修复、副作用等等如每日家务“脏盘子”一般存在的更具象的痛苦。

我们多么擅长将他人的“声嘶力竭”化作是“不痛不痒”,什么时候才能训练我们的眼睛,让它能够更好的看到“日常”的痛苦,而不是戏剧化的痛苦呢。

  

“My loss and my gain were unrelated, were calculated without the aim of some final, ultimate balance.

我失去的与我得到的,是完全无关的,在计算它们的时候根本无法考虑到某种终极的“平衡”。

对于每个个体来说,新冠肺炎的社交阻断期间,我们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如果这两个问题都尚且容易回答的话,那么我们能否回答我们得失的净值是什么?失去的部分与得到的部分之间有怎样的关系?是因果必然吗?

可能的回答有许多,失去了与爱人朋友朝夕相处的物理亲密感,失去了一些工作与学习效率,失去了对生活与某些机构的信任感,失去了短期/长期计划;得到了与家人相处的机会,得到了进步的厨艺,得到了对世界运行规则的深度思考,得到了培养平时没时间做的兴趣的机会,得到了独处的能力……但是在最后计算总得失的时候却可能这么轻易可以下定论。

得到与失去也许根本不能放在一个等式/不等式的框架里思考,这是读Rachel Cusk的育婴手记<A Life’s Work>时联想到的。在她终于脱离失去尊严、睡眠不足、工作停滞、没有社交的哺乳地狱之后,审视她成为一个母亲之后丧失的机会与得到的幸福,她发现两者皆真实。而人们普遍对后者的强调反而成为了一种扭曲的说教“你必须要放弃前者,才能得到后者”、“你看你得到了这么多,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失去的再多也是值得的”,或者拒绝认可“日常的痛苦”,拒绝反思改变现状的借口。

不管是成为父母的旅途,还是新冠肺炎漫长的社交隔离期,“感谢苦难”从来是对受苦者最大的不公与讽刺,也是最刺眼的intellectual sloth(思维懒惰)。

当然,纯粹从这本书的内容出发,在新冠期间读也够醍醐灌顶,cusk(以及大部分的新生儿母亲与少数的父亲)一两年不能有正常社交与放松警惕的生活,而只是两个月没有线下社交(网络社交还很丰富)的我已经在崩溃边缘了。也许新冠的隔离期可以让没有孩子的朋友们体会一下养孩子生活的零星一角——社交生活的崩塌?

不写了,细思极恐。

 

在疫情期间时间充裕,学业压力也近乎消失,然而我再一次开始依赖褪黑素入眠。即使读书写笔记到深夜十一点,脑力疲惫,也觉得似乎在情感上又过了波澜不惊的一天,似乎无法面对最简单的“你今天忙了什么呀”这个问题。和正常上学/放假期间那种过了无限有趣的白天,在被窝里躺下,握着手机无限的倾诉欲截然不同。连平时的“天呐今天纽约怎么能这么冷/今天芝加哥下雪了吗”、“我在地铁上遇到了一个熊孩子”、“pretice chocolate巧克力粉放的不够多”这些日常包含着生活活力的言语都不再有存在的理由。

没有了交流的内容,徒有交流的欲望,真是个神奇的状态。

最贴切我目前状态的竟然是一部讲述夕阳红爱情故事的电影《Our Souls At Night》,讲述两个丧偶的孤寡老人彼此当了邻居几十年,终于在漫漫长夜给自己找了个床伴(谈话的伴侣)的故事。电影的开头,jane fonda饰演的女主角开了一杯红酒,第一次邀请男主角到家里来,开场白是“Go ahead. Ask me a question. Anything.”

这大概是我(以及无数近期沉迷于popi等匿名问答游戏的朋友)的心声了吧。

然而七八十岁的老人都能为自己无法安放的孤独与交流欲找到出口,我也没有什么封闭自己的理由。

 

现在所不能适应的社交隔离,也许是未来的某个生命阶段中的常数。

关注病人,关注domestic labor,关注老人,是疫情期间我个人意外的收获,虽然平时本也需要关注的。


借由疫情的原因审视了自己叙事习惯和交流欲,大概要不得不开始摸索新的叙事模式——能够包容更多“非日常”元素的叙事模式,以及正式自己的社交欲望。

最后再一次quote Anne Boyer关于疾病的一个比喻:

“I know the point of a test designed so everyone will fail is that no one will pass that test. Then we all feel like failures, but each of us thinks we have failed alone.”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有一场考试被设计的谁都无法通过。这样我们每个人都会感到失败,且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是唯一一个失败的人。

我们都不是唯一在挣扎的那个人呀。

习惯说出“虽然我也不知道想要说什么,但是你能不能陪陪我”也许是未来继续漫长而看不到尽头的隔离生活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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