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犹如此——搬家记
1.
得知要搬家回国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伤感，不是不舍，不是解脱，甚至不是惊讶，而自己试探自己“怎么说这几年得到的都比失去的多吧”，然后不给足思考的时间便盖棺定论给了一个肯定的回答，再以这个作为最有说服力的论据来安慰家人。因为如果是否定的，我根本无法回答接下来的一个问题——“那这过去六年究竟是为了什么？”
可能没有人敢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初始反应的可悲程度大概不亚于分手时问自己“我到底爱过这个人没有？我到底是为什么要谈这样一场恋爱”
伤心欲绝也好，歇斯底里也好，豁达解脱也罢，最可悲是怀疑自己的情感付出和经历的真实性。临了了，似乎还要给自己找一个能够合理的伤心的理由，然后经过一场符合世俗标准的mourning rites（默哀仪式）才有资格彻底move on。
我难得当一回不把事情想个通透的生活的逃兵。
让我当一回逃兵吧。
2.
临走了，每天的时间被收拾临时想起的被遗忘在某个角落的杂物与中间的空白占满，一页新书也看不下去，喜欢的旧书开了又合上，因为文字会逼迫我面对现实。只能凭借模糊的记忆，想到两本小书——白先勇先生的散文集《树犹如此》与印度裔美国作家Jhumpa Lahiri的短篇小说集《Interpreter of Maladies》。
“树犹如此”这篇短文本身足已感人，树本身是一个代表生命的比喻，然而没有在洛杉矶居住过的人很难体会到在洛杉矶栽树的不易。
买下这栋房子是因为房子后院便是山谷，视野开阔（母亲说山谷有什么好，怕半夜爬野狼进来，后来各种小动物的尸体证明她是对的）。父亲想到在后院种花种菜，好像真的能拥有日出而作、自给自足的生活。
第一年播下去的种子，什么也没有发出来，只有烂泥烂土和虫子。第二年播下去的种子，一整丛里独独长出一只红玫瑰。冬天过去，春天来临，父亲回国前叮咛嘱咐每天晨昏必须要给植物作物浇水，等到暑假归来的时候又没有一株生还。
“人都搞不清楚了还要天天搞你的花花草草，我是搞不来的。”母亲于是说。
“是你没有按照我的规定好好浇水吧？”父亲反问。
“我看是你自己不根据科学依据，随便乱浇水。”
第三年、第四年，门口真的长出了像样的玫瑰和三角梅，后院依然不堪入目。
三月份疫情期间举家迁往旧金山与亲戚同住，五月份便收到了fire department的夺命连环call，罚单在空无一人的房子门上夹了一张又一张“您的后院疏于打理，有引发山火的风险，请在xx期限内将后院所有杂草根除。”
请邻居拍了后院的照片传给我们，杂草丛生，满眼枯色，已看不出从前栽花种菜的痕迹了。
这次父亲没有再说“哎我的花、我的菜啊”
临走前一天，房产中介来看房子，父亲忍不住问到花草的事宜。“加州是干燥，可为什么我们邻居的院子总是浇得那么好呢”，中介随口回答“是两天一次十五分钟，不是一天一次五分钟，你这样浇是没有成果的。”
原是这六年从没有摸透加州土壤的脾性，硬着头皮穿着缝隙里嵌满了干泥土的拖鞋走了来回浇水无数次的路也于事无补。
因此我很能理解白先勇先生苦苦栽培十几年的树一朝倒去是怎样的心情，住在南加州的人，深知植物的脆弱，不可能从来没有想到过树的凋亡。有了这样的打算，在事情发生时却依然惊心。
3.
我以为我已经从无力感织成的的茧中挣脱了出来。
我第一次走进这栋房子时，正值东部多年不遇的暴雪，而洛杉矶已经是三十多度的晴天。要回来的那天是元宵节，母亲给我留言说“煮了元宵等你回来吃。”不巧，拎着行李箱爬过学校被雪覆盖的小山坡，在等着去机场的车时收到消息我的航班被取消了，就这样在学校里被多滞留了两三天。
机票时间比我早的、比我晚的同学都因家长帮忙，一个个改签走了，通过廉价平台订票的我只能等着航空公司宰割。最后是一个好心的老师帮我和航空公司交涉弄到了票，是一个红眼航班，weekday的早上到洛杉矶。本来已经十分不好意思，但末了还是要麻烦她再帮我改签一次，“对不起啊，我妈妈一个人在洛杉矶带着妹妹，如果我是早上降落的话，她可能没有办法兼顾来接我和送妹妹上学这两件事。能不能麻烦您再帮我改签一下”
因为自己和家庭的无能而不得不给别人添麻烦，我羞愧的无地自容。另外一个老师连忙拦住我“你想什么呢，都这时候了，你要是不想被困在大雪里，就赶快捡着最近的一张机票飞。”
早上六点半降落在LAX，妹妹前一晚不得不被送去一个邻居阿姨家寄住。我神智不清的站在路边等，半小时、一小时、一个半小时，终于在等待的第二个小时看到了母亲的车。来回机场五六次，她记不清楚出发层和到达层的出口也是常事了。
“哪一间是我的房间啊”，得到答复之后倒头就睡。关上门，我的所有羞耻、所有无力感都可以暂时被屏蔽，反正家人也不需要知道。
记忆中那年元宵节终究没有吃到元宵。
毫不夸张的说，住了六年，对于洛杉矶这座城市的记忆，被称为“家”的这幢小房子和机场各占了一半。我见过洛杉矶凌晨三点、四点、五点、六点的天空，这些不同点钟的车流量恍如我自己的脉搏一样清晰。
见证了从不得不把哭哭啼啼的妹妹前一天送到邻居阿姨家过夜，到可以凌晨三点把睡眼朦胧的她放上汽车后座送我去机场走一趟的变化。她第一次大到可以送我去机场正好是17年8月，我们俩鬓发散乱的在American Airlines的牌子底下拥抱拍照，我记得我当天很感慨“我上大学了，妹妹也终于长大一些了”，母亲开车去机场也再也不会迷路。
2018年，我考了车证之后第一次上高速，便是凌晨四点开车送自己去机场，黑暗中在carpool里开到80迈以上，手臂都在发抖，再也不会因为我的渺小和母亲的无能而感到难堪了，我对自己说。
“去机场的路越来越熟悉、再也不会迷路”这样的小事都会给我带来莫大的成就感与安心，我的生活，家人的生活似乎在朝着一个箭头的方向发展，与日复一日的重复做斗争。
4.
多次“伪装”成母亲给有关部门打电话。也曾被客服当场指着鼻子骂“你的声音听起来太年轻了，你确定你是四十多岁的人吗？你最好不要骗我，你这个骗子”，然后委屈的跑到马路上靠着墙大哭。为什么呀，为什么是我呀，为什么永远是我为别人站出来，为什么我自己永远没有退缩到某个人身后的机会呀……十几岁的小姑娘自怨自艾能力怎么就那么强，泪腺怎么就那么发达，现在想来似乎只能用荷尔蒙来解释。
现在的我剥去了矫情，只有疲惫——fxxk it. You just gotta suck it up.
处理了无数封信件，给各个政府部门、使馆、邮局、医院、水电局打过无数次电话之后，我竟狂妄的有了自己是“万能”的错觉。家人常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很多时候我就是那条“路”吧。
临时给妹妹办理转学，申请材料中需要目前学校老师的推荐信。因为新冠，目前学校处于远程教学的状态，无法到学校和老师面谈。
我问母亲妹妹去年班主任的联系方式是什么，答曰“不知道。”后来在学校官网上找到了老师的邮箱，前前后后发了大概有加起来两千多字殷切的邮件，未得到回复。眼看截止日期迫近，母亲通宵通宵的睡不着，攥着手机看老师回邮件了没有。每当我问“你没有其他联系方式了吗？”，她便用无比无助的眼睛看着我，“能不能请你再写一封邮件？态度再恳切一些，把我们说的再可怜一些老师也许就会回复了。”我只好把想要指出这是原地踏步的冲动咽下去，再起草一封新邮件，末了还要给无法撰写日常business English的她一字一句的过目。
“你没有老师的电话号码吗？”
“没有。”
“那之前你都是怎么和老师交流的？”
“到学校有翻译，可是现在因为新冠原因，翻译离职了……你说是不是因为老师是墨西哥裔，我们是华人，她种族歧视我们，故意不回邮件？”
我一时语塞，“那之前遇到这种情况，你的plan b是什么呢？联系校长之类的方式呢？”
“没有做过。你不要这样看着我，我不懂英文，唯一认识老师的方式就是每周去学校做社工在老师面前混个面熟，不可能再进一步了。现在新冠网课，我又不可能去混面熟。”
我的内心在尖叫，妹妹上同一所学校已经五年了。五年啊。五年了你都从没有过需要和老师私下一对一沟通的需求？五年了你都不知道紧急情况下校方的联系人是谁？在紧急情况下无异于自己害死自己。
“来吧，写邮件。写的更可怜一点，她可能就会回的。她不回你妹妹可能就没有学上了。”
于是我继续埋头写邮件。
一句“我都这么努力了，你怎么一点长进、一丁点长进都没有呀？”我怎么也说不出口。
我都这么努力了，我的努力怎么还是不能弥补你畏畏缩缩的原地踏步。
我尽力的在填补着窟窿，而有些窟窿根本无从补起。六年前被困在暴风雪里时的无力感再次袭来。这些时候只能做一个不去思考的西西弗斯，这样我才会稍微好受一些。
母亲如一只惊弓之鸟，她能做到的做不到的她都告诉自己做不到，然后再用那双注满了无助和恐慌的眼睛看着我。
推荐信事件告一段落，离开的前两天我们商量着给学校的老师与工作人员买一些糖果巧克力当作告别礼物。因为学校的政策，只允许家长将物件统一放在门口，因此并不需要与人有紧密接触，母亲只需要去一趟巧克力店买好巧克力就行。当天我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出门，到了时间母亲瞪着我“你不能这样，我不会买巧克力，我不知道种类、选不清楚。你一定要在这个时候不去来为难我吗。”
是一个怎样的社会让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丧失了自己独自出门买巧克力的勇气与能力？
5.
Lahiri 的短篇小说集赞誉不断，对我来说这些故事的核心吸引力不仅在于对移民生活事无巨细的描绘，更在于对最平凡生活细节里转瞬即逝的戏剧冲突的拿捏。主人公们只是在厨房里拿着餐具，在卧室里翻着衣柜，就被推倒一个成王败寇的风口浪尖——成，则代表着平凡的生活可以继续下去，而败，下一秒生活就可能分崩离析。
我最喜欢的一个故事里，女主生产时发生意外孩子没有存活下来，而男主角当时因为工作原因并不在场。孩子小产之后长久不谈心的男女主人公在房子连续断电三天时决定每天晚餐后点着蜡烛，每人问对方一个问题。第一天、第二天，我们看着两个人交换一些或窝心、或扎心的话，失去孩子所带来的隔阂似乎在一点一点被填补上。到第三天晚上，已经回忆起了刚刚开始约会时送彼此的礼物，女主人公的最后质问男主人公她生产的时候他在哪里，他回答他其实已经赶了回来，并且在女主人公昏迷期间见到了离世的孩子，而女主人公则对此毫不知情。最大的矛盾与隐瞒就此解开。
书翻到下一页，两个人决定彻底分开。
很难不感到惊讶，但也很难不觉得这个决定很合理。很难看穿两个背负着太多家国历史的人在表面的问题之下真正的赌注在哪里。文字是直捣黄龙，还是声东击西。在十几个不同的故事里、几十个不同背景、不同性格的主人公的遭遇中、完全总结不出规律或“生存法则”，lahiri只是一次又一次让我们惊诧又让我们适应，心脏那块在惊讶时绷的特别紧的神经变得发达了，仅此而已。
这也许就是作为一个移民生活在陌生的国家最好的比喻，没有绝对的“踏实”一说，咬合紧密的你一句我一句的日常生活对话中蕴藏着预知不到的危机。因此没有一个移民选择搬离会让其他友人惊讶。
在和妹妹学校的远程交涉中，曾遇到过工作人员上一秒和颜悦色的问着好，我们说自己“move”到了旧金山在假期期间与亲戚同住，下一秒听筒那边声线一变，“对不起，接下来你说的所有话我都要拿纸笔记下来。您刚才泄露的关于您搬家的信息（暂时的move被理解成了“搬家”）已经破坏了学校的规定，我们可能要取消您孩子的学籍。”如连珠炮一般一整串没有给我们喘息的余地。
永远生活在词不达意，或是词达了意却还是令人摆布的不安感中。根本上，这不是一个语言问题。
6.
长达一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大概每天会花四个小时处理杂事，一小时吵架、劝架，然后两三个小时流眼泪平复情绪。如果不在现实生活中争执，也会在充斥着言语辱骂的噩梦里惊醒，呼吸不畅，心悸。
朋友问我是不是因为突然变得紧迫的学业而感到压力。
不，我怎么会为自己的事情担忧伤神呢，没有这样的空余。
家人决定要搬回国的时候，我距离期末考还有一个星期。消化了五秒钟，立刻修改了下学期的课表，注册了gre考试，用不到一星期的时间复习考完试，考试结束后的第二天就去了机场。
在约定俗成的家庭角色与家庭关系中，我永远是那个时时刻刻做好准备把自己的私人生活推到角落，稳稳地接住家庭责任的角色。我也的确时时刻刻准备好了放下所有，因此没有私人生活被家庭生活侵蚀的不忿。在我理智上在抗拒时，情绪上已经心静如水，身体也已进入战备状态，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怎么这样？怎么在我不在的时候就变成这样了呢？
我一边吞眼泪，一边在打字框里引用学术理论。朋友可能还没有拿捏好措辞来安慰我，我已经开始自己安慰自己。
理论一：长期来看，移民之后女性比男性生活质量更高，因为被期待成更social，更愿意示弱请人帮助（从而交到新朋友）的那一个。而男性中年以上移民酗酒吸毒抑郁率飙升，因为往往失去了和社会交际的能力。
理论二：东亚社会学研究表明，东亚（中日韩为首）中老年男性比中老年女性大多过得不快乐。因为老年快乐来源是家庭，而大部分东亚男性在年轻时并没有在家庭这一方面“投资”。
一切好像都顺理成章，而能够被解释的现实并不是更好接受的现实。
中年人的虚荣、中年人的负隅顽抗、中年人的无力、中年人的不甘、中年人的急躁与目光短浅、中年人的逃避、如连环寄生虫般的家庭关系。“可能性”和“因果”或“必然”之间的线一步便可跨过。在灾难到来之前看着这些“可能”导致灾难的因素，却也无力铲除。
中年人可以逃过大半个地球、搬到完全不熟悉的地方，以逃避一直存在的问题。而当无法再逃避下去的时候，收拾收拾行李，把所有的问题埋在这块不熟悉的土地里，仿佛问题最初是从这片干涸的土地里生出来的一般。
讽刺的是，我竟久违的感受到了生活的“真实”。像等一场意外的爆发，等一个定时炸弹，等我平时“看不到等于它不存在”的行径被毫不留情的揭发。
“你看，搬来这座房子六年多除了必要的家具之外我什么都没有添置，时常被你们嘲笑‘家徒四壁’，可是我是对的吧？搬走的时候多干脆潇洒呀。”母亲得逞的笑了。她是典型的得不到说自己不想要，快五十岁的人了，从没有机会住过一套自己喜欢的房子，从没有机会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装饰自己的家。所以用空白到吓人的房子来安抚自己、报复别人。
是，你是对的，原来我们都在等定时炸弹。
炸弹爆炸了反而踏实了。可不知是否曾想过，下一个定时炸弹暗藏在哪里呢？
7.
我渐渐觉得自己在工具化每一段关系，暂时给自己的不同需求续命。
朋友a在我每次说丧气话时，不多话，给我发爱心表情安慰我。也好，我不必客套的回复“谢谢呀，我很好，没事，你不用担心”，我也就回复个爱心就够了。“我好难过”，“我好难过”，“我好难过”，说一千遍也失去力度，倒不如知道对方在check on me来得实在。
朋友b在任何事爆发当下让我可以第一时间不过脑子把事情经过毫无逻辑、毫无文学修饰的一股脑复述出来，她会第一时间回复。我甚至不必浪费文字在描述感觉的形容词上，一段纯动词和名词的简洁文字就足够。因为相似的事情在过去几个月已经发生了无数次，她知道每一件事的发生，事实上是在点爆之前千千万万件事，我不必解释自己真的没有在小题大做。
朋友c概觉得我有些精神分裂，为什么一个前一秒说她自己很“崩溃”的人下一秒可以面不改色的分享一些搞笑视频与恬淡的生活片段，我怀疑对方有这样想过。相比对无解问题的安慰，我宁愿将我的生活用无厘头的轻松碎片填满。也许这样会显得肤浅而善变，但转移注意力是某些时刻我最需要的。
朋友d？最近忙，那pass吧。
简单粗暴的分，朋友a满足我attention-seeking的虚荣心，朋友b当了我不良情绪的垃圾桶，朋友c走心的陪我这个不走心的人当玩伴。我变得犀利而刻薄，如果只能很好的满足a的角色，就不要自不量力的尝试做b，“啊你随时联系我啊“、“我一直都在”，然而没有了下文，我不怀疑每个人说出这些话时对我真实的好意，然而这些笨拙的尝试只让我觉得虚伪与膈应。何必把自己标榜的这么高呢，我对你都没有这样的期待呀，你只要做你能做的就好。
我从没有如此工具化过我的朋友们，我一直都想尽量看到更完整而多面的他们，也想让他们看到尽量完整而多面的我，我想要尽量记得我们谈话的所有内容，想要在意识到每个人能给我的都有限的时候仍然拥抱而享受每一段关系。
我从没有如此清晰的想过“这个人在此时此刻可能会做些什么？一定会为我做些什么？好的，把‘可能’的部分砍去，集中在ta‘一定’能做到的事上。行动。”
我开始接受往常被我鄙夷的走心或不走心的安慰，往常我总觉得，你不懂我，就不要安慰我。往常我不要蜜糖与花朵，我要一针见血的剖析，现在可以退而求其次。
我不知道一个恰当的解决方案应该是怎样的。
我没有精力串起能让每个朋友都能马上明白的宏观叙事，一个故事我讲完一遍甚至不想讲第二遍，因为下一波令人窒息的细节又已经扑面而来了，我就在几波浪花之间苟且偷生。
或许我应该去买一个录音娃娃，把头埋在它的肚子里，它便能通过压力的大小准确的判断是应该说“woc 这都什么事啊”，“你太难了”，还是应该说“亲爱的你真的辛苦了”。（当然，我会提前把“一切都会变好的”和“别想太多了”给删掉。）
8.
我被自己“顽强”的修复能力弄的哭笑不得。家人性格中暴虐部分的外漏和歇斯底里的争吵难道是环境掌控下随时可以收放自如的怪物吗？回到更“安全”的环境里这只猛兽就被乖乖的锁在牢笼里了吗？牢笼的钥匙攥在谁的手心里呢？
争吵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下一秒钟熟悉的谈笑风生以及条件反射般的参与。反复无常与措手不及比暴虐本身更让人恐慌，我每一次条件反射的轻松回应，都会让自己感到被自己道德审判的罪恶感——“你看啊，现在还能照常说笑的你不是在粉饰太平吗，不是在纵容对方吗，你又有多无辜呢。把自己的脖子送到猛兽的嘴边，你不是活该吗。”
是，我无法赦免自己。
有时候我甚至会怀疑自己的判断力，怀疑自己正在经历的是否是幻觉。如果不是的话，那为什么在玻璃渣中还要控制不住自己的去捡糖。
“你不要有期望不就好了？”母亲用不可置信的眼神看着我。
“我也想做到啊”可是我做不到啊，“是了，我的错在于我不够狠心。你知道每天早上醒来不管有没有意外发生都要在走出房间前先说服自己‘失望吧、失望呀、失望啊’是什么样的心情吗？”
没想到连真正的失望都这么难，没想到坚信“长痛不如短痛”的我连“短痛”这个选项都没有。也许只能学着西西弗斯的精神，每日破来伤口来看一看，提醒提醒自己，等待哪一天累积的失望把过去二十多年我的正向条件反射给抹去，用沉默代之。
在父母所有的言传身教中，把自动无条件的“快乐”给抹掉是最难逆转的一课。
9.
南方的水土空气比洛杉矶湿润许多，父亲尽可以用将错就错的方法种活所有他心血来潮想要种植的花木，烂在洛杉矶后院杂草里的根茎也许可以当作从来没有存在过。
母亲的恐慌也许会从不敢一个人去巧克力店变成远程夺命连环call我“打车软件怎么用我又忘了你再教我一下”，然而她知道大不了还可以一站一站作坐着公交车晃悠回家。开了五六回还是搞不懂地理布局的机场大不了可以不去，再没有未成年的女儿等着她硬着头皮来接。
留在他们记忆里关于洛杉矶仅有的标签可能是“种族关系紧张”、“华人强烈反对affirmative action”，手机里可能时不时还能刷到诸如“xxx亚裔超市外华裔女子遭三黑人不法分子抢劫”的新闻。
这种把自己失败狼狈的遗迹收拾得一干二净然后炫耀着“你看我收拾的多干净”的选择性失忆，也许荒谬，但也许是岁月对无力的中年人特有的慈悲。
而我永不会忘记当看着回家经过的路名、高速公路的堵车规律变得越来越熟悉时那些转瞬即逝的踏实感。与日复一日的重复对抗，在被山火烧干的平地上种花，在空荡荡的房子里等着阳光把它填满。若我的生活终将有一日也迎来看不到尽头的陌生感、恐慌与荒谬，我已经推过西西弗斯的石头，它在洛杉矶的夕阳下像是膨胀了的泡沫。被阳光哄骗着也能推一天，再推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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